5月13日一大早，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会和社办发起的为四川地震灾民赈灾义捐的活动中，职工积极响应,在活动的第一天，正在桂林出版社本部上班的100余名员工首次捐款2.6万余元。

3天前，四川汶川大地震已致上万人遇难，逾十万民众情况不明、千万计群众有家难归。无数个家庭也在顷刻之间支离破碎。更让人不安和揪心的是：恶劣天气影响救灾，上游水库濒临崩溃，千名学生仍被困废墟之下，时不时发出微弱的呼救声或呻吟声。这场突如其来灾难牵动着广西师大社员工的心，员工们纷纷要求向灾区捐款捐物，为灾难中的同胞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救灾即救命，救命必须分秒必争，我们师大社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爱心的优秀团队；地震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心情，传递我们的情感。”广西师大社党委书记王建周表示，“虽然这些钱远不能抚平大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的伤与痛，但它却能代表着我们一颗颗炽热的心，传递给灾民一种与他们共同战胜困难的温情与挚爱。”

“从互联网上、电视上、报纸上，我看到成片的房屋都倒在了瓦砾中，灾民们正在努力自救，大批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也在奋力抢救被埋在废墟下的人员。媒体上说因为交通阻断等缺衣少药让人揪心，我也要捐出一点积蓄，来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一名员工说，这场灾难不仅给受灾地的人们带来了伤痛和不幸，也是全国人民的伤痛和不幸，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伸出友爱和援助之手，帮助受灾地区地人民重建家园。

据悉，除了社本部组织的的捐赠活动，出版社下属的北京、广州、南京、南宁、上海五个贝贝特分公司及杂志社等从14日开始已在各地组织开展捐赠活动。同时出版社还有许多职工自发到各地的的血站进行义务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向受灾地区的父老乡亲表达自己慰问和援助的心意。（周祖为）

在随后的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中，发着高烧的郎朗还是坚持为热情的郎迷读者签售了一个多小时，共签出新书1020册。签售现场不但受到琴迷与读者的簇拥和报刊媒体的热捧，更有德国国家电视台、日本朝日电视台，以及北京电视台和凤凰卫视台进行全程跟拍，足显这位世界级钢琴明星的超凡魅力。

12日，京城众媒体纷纷报道昨日盛况：

京华时报榜单：《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名列文学榜第一。

信报整版报道：郎朗：父亲像魔鬼教练。

http://www.beijingww.com/6/2008/05/12/182@56849.htm

竞报：郎朗：差点庙里弹琴

北京晨报：朗朗：不顺时父亲让我死

北京日报：郎朗新书签售讲述童年故事称父亲曾是魔鬼教练

http://ent.sina.com.cn/s/m/2008-05-12/09112022296.shtml

法制晚报：郎朗弹奏“千里之行”

http://fzwb.ynet.com/article.jsp?oid=38748205

同时，外地媒体也有不少今天见报：

都市快报：郎朗新书披露成长历程：独裁爸爸培养出的自信

http://news.qq.com/a/20080512/001343.htm

燕赵都市报：郎朗京城分享天才故事 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

http://yule.sohu.com/20080512/n256790070.shtml

成都商报：郎朗发高烧卖新书

http://www.newssc.org/gb/Newssc/meiti/cdsb/whyl/userobject10ai1403222.html

华西都市报：郎朗自传中文版全球首发 当场向妈妈送吻

http://news.qq.com/a/20080512/001343.htm

中国经济网的报道：郎朗带病签售新书“我的故事” 售出超千册(图)

http://news.xinhuanet.com/audio/2008-05/12/content_8148954.htm

《科学时报》、《青年时讯》、《北青周刊》、《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商务周报》等将随后见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长篇连播即将开始。

21.新型物流中心出现

辽宁发行集团在２００１年成立了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并投入运营，“北配”由此成为全国首家投入使用的出版物区域配送中心。它结束了新华书店几十年传统落后的人工储运的历史，是书业物流的一场管理和技术革命。按照现代物流企业标准进行建设的“北配”，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经营管理。在国内首家引进先进的信息系统和ＡＧＶ自动配货系统、包装分拣系统、退货分拣系统等物流设备，搭建智能化的物流平台，实现了整个物流信息系统与自动化设备顺畅连接；在库房的货位管理等环节引进ＲＦ系统，实现了货品信息与实物的实时匹配，提高了配货的满足率和库存商品的管理水平。

经过了纯仓库时期和批销中心时代之后，北方出版物配送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图书发行业进入了兴建现代化物流基地时期。“北配”的建立掀起了国内兴建现代化物流的浪潮，四川、深圳、安徽、江西、新疆等省的新华书店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新型物流中心，到目前为止，加上新成立的北京出版发行物流中心和正在建设的湖北新华物流中心，国内的新型物流中心已经达到十余家。

22.著作权法修订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这是继１９９１年６月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及《世界版权公约》之后，中国在版权保护上的又一大进步。

进入２００２年，为增强新《著作权法》的可操作性，适应加入ＷＴＯ新形势，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与国际接轨，国务院第３５９号令公布了由国家版权局根据新《著作权法》制定的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并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５日执行。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标志着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更加完善，也标志着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迈进了新的阶段。

这个事件彻底改变了我国出版人的思想观念，引起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根据新《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我国政府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扫黄打非，尤其是打击非法出版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这又为中外版权贸易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3.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改为每年一次

从２００３年第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这个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书业盛会从每两年一届改为每年一届，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十四届。

１９８５年４月，经国家科委和外交部批准并报请国务院同意，中国图书进出口?穴集团?雪总公司于１９８６年９月５～１１日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ＢＩＢＦ），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从１９９６年第六届ＢＩＢＦ开始，逐步改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科学技术部、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出版集团中图公司、环球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截至２００２年５月成功地举办了９届。

每届博览会海外主要出版公司和国内９５％以上的出版社均报名参展，达成的版权合同、意向量逐年递增。而随着中外版权贸易的迅速增长，两年一次的举办频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从２００３年开始ＢＩＢＦ改为每年举办一届，而版权贸易量的持续增长，表明这种更动确实有其必要性。由此，ＢＩＢＦ已成为亚洲书业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舞台，并初步确立了其国际上最大书展之一的地位。

24.第一家民营发行企业获得总发权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９日，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北京宣布组建成立，这是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以来第一家挂牌的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民营资本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报刊批发领域，在我国出版物分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改造进程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书业企业获得了出版物总发权。这些企业在获得出版物总发权之后，纷纷进行了业务重组、网点布局和渠道整合工作。

对于民营书业自身发展来说，得到总发“牌照”意味着可以对自身的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并可以参与到中小学教材招投标工作中来。更重要的是，这个举措可以加速出版物分销市场的市场化改造速度，通过吸引更多的优良资产和负责任的经营主体参与出版物市场的竞争，尽快形成有实力的新型市场主体，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发展中国的出版物发行产业，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以降低国外资本进入后对我国发行业的冲击。

25.新华书店异地开店

一些实力雄厚的新华书店集团在省内连锁后，为营造更多的终端赢利模式，彻底打破了新华书店以前的划地经营、互不侵扰的封闭格局，用各种资本运作形式在多省市铺点。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作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浙江新华斥资１．７亿元成立博库书城，并与民营合资，在徐州开出了国内第一家大型跨省连锁书店，从而打破了全国各省市新华书店划地经营的格局，拉开了各地新华书店异地开店的帷幕，为进一步探索出版物跨省经营的赢利模式，促进出版物流通市场进一步繁荣投石问路。目前，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的博库书城已在上海、深圳、沈阳、徐州等城市建立了连锁经营网点；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也开辟了上海万卷、义乌万卷、大连万卷、贵阳万卷等多个跨省合作项目。时至今日，新华书店开发异地区域市场的模式，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以批发为主，如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另一类则以零售连锁为主，如浙江新华、江苏新华、北方图书城等就是此类模式的代表。近年，新华书店异地开店低调务实了许多，在没有传统新华书店教材和教辅的前提下，如何生存的问题上，探索出了专业化、本土化的道路。另外，将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融入异地开店、跨省经营中，也给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带来了一些“甜头”。

26.书业企业竞相上市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在卡塔尔多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而开放出版物分销服务市场给中国书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的出版发行业在开始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市场意识与法律意识。

虽然早在１９９７年贝塔斯曼就进入中国，但２００５年年初于北京举行揭牌仪式的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被认为是中国入世之后第一家外资图书发行企业。该公司由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全资建立，其经营范围包括经销内地版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以此为标志，外资在大陆图书发行领域更深广地与国有主渠道和民营书业同场竞技，中国图书发行市场竞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阶段。

27.中国入世与首家外资书店出现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宣告新华发行集团核心业务成功“借壳上市”，标志着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工作顺利完成，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Ａ股上市公司。新华发行集团这种通过“股权收购＋资产置换＋股改”实现借壳华联超市上市，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也创造了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

２００７年５月，新华传媒又以每股１６．２９元价格向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中润广告定向增发１．２４亿股，并于年底让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成功入主。同年５月３１日，新华文轩在港交所上市，共发行３．６９４亿股Ｈ股，集资净额２０．１２亿港元。出版传媒作为国内首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也于１２月２１日成功登录沪交所，首日暴涨３２９．５３％。新闻出版总署表示，未来一年内将有１３家改制后的出版单位在资本市场上市，其中有７家为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合上市。实际上，此前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也曾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两度势图借壳丹东化纤、诚成文化，但最终受制于当时的政策未成功。从目前来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安徽出版集团、四川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以及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等均在积极做好上市准备，或在进行资产重组事宜。

28.港台书业首次参与内地书业活动

２００６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邀请台港澳地区的出版机构参展，这是北京图书订货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出版界的“大团圆”，为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盛会迈进了关键的一步。据悉，首次参展，台湾代表团有１３０家出版机构赴会，展出图书６０００多种，台港澳地区共有１４５家出版机构参展。订货会期间，台湾展区不仅展出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新书，同时还展出了多年前出版的文史哲类图书，为大陆图书馆补充以往不曾进口的相关出版物。台港澳出版机构第一次借助订货会的平台与大陆出版发行单位进行交流，无疑为以后的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共同开创华文图书出版的版图以及华文图书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与经营提供了共同出谋划策的可能。

29.中资海外出版机构陆续出现

２００７年９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协同下属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分别与法国博杜安出版公司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出版社签订协议，在巴黎和悉尼注册成立合资出版社。同年３月，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伦敦分社注册成功。而早在２００２年，中国外文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在美国合资成立了长河出版社。此前，也有诸如法律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但总的来说，上世纪９０年代的这些海外机构在选题策划、出版方面的功能不显著。而近年，中国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通过资本运作，在海外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面向海外读者策划选题，开始平等地与国际出版业进行交流。

30.首家出版社改制

２００３年，中央确定９个省市、共３５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文化改革试点，其中新闻出版系统有２１家。在这２１家中，除８个报业集团和报社之外，还有人民邮电出版社等７个出版单位和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等６个发行集团。至此，全国首家出版社改制被提上日程。随后，中国电力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社都先后加入了改制的行列。２００６年８月４日，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人民邮电出版社作为首批试点中唯一出版社完成“邮电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工作，转企改制进入实质阶段。出版单位改制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诸如“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国有资产授权问题、老人中人新人问题、品牌延续问题等也逐渐浮出水面。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图书发行企业，贝塔斯曼在中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颇有一定的代表性。早在１９９５年２月，创建于１８３５年的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就和上海新闻出版局直属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资建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贝塔斯曼集团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合资书友会，以发展图书会员为主，在中国７个城市开展货到付款业务。２０００年年底，该公司成立贝塔斯曼在线（ｗｗｗ．ｂｏｌｃｈｉｎａ．ｃｏｍ.）作为书友会的有益补充，一度与当当、卓越网并称为国内三大网上媒体产品商店。
　　从２００２年年底开始，以贝塔斯曼书友会与北京二十一世纪锦绣图书连锁有限公司在北京合作设立会员中心为发端，这家外资书业企业不断拓展业务，进行“北伐南征”——这包括２００５年与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以及榕树下开展战略合作，２００６年启动“店中店”业务进军超市卖场等等，在华业务几度起起落落。最近，贝塔斯曼总部又提出在中国暂不考虑盈利的问题，继续注入资金拓展市场占有率。

与贝塔斯曼在华业务发展相对照，中国书业企业从一味恐惧转而积极寻求合作，再到冷静思考，也体现了发行业在这些年的成长。

12.新华书店连锁经营改造起步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面对外资和民营书店的竞争压力，多年来经营业态单一的新华书店开始有了危机感。如何保住新华书店在图书零售业中的龙头地位，加快整合图书市场，发展连锁经营，组建统一、高效、立体化的图书发行网络，已成为各大军团寻求规模效益，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战略选择。１９９６年，深圳书城开业后，率先实现同城卖场的连锁经营，及时对同城的中小门店实行业务连锁。至１９９８年底，就已经实现了同城１１家书店的连锁经营。这是中国书业大书城连锁的雏形。１９９８年５月，酝酿已久的北方图书城连锁经营也全面启动，通过采用国外最先进的加盟连锁形式，以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统一配送的方式广泛吸纳国有、民营、集体、个体书业经营者与之合作。２００１年夏季，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一部署下，我国图书流通领域的连锁经营拉开了帷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对出版物分销市场开始放开，面对挑战和机遇，新华书店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在成本和效率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四川、江西新华书店开始尝试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图书销售的连锁经营；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也在２００３年６月完成了全部网点的连锁经营。

13.出版管理条例公布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国务院第２１０号令发布《出版管理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２月１日起施行，１４日新华社进行全文播发。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出版管理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成为国内新闻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意味国内新闻出版领域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是国内新闻出版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图书商报当年１月３１日全文刊登了《出版管理条例》。随后新闻出版署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２日发布施行《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版管理条例》修订发布，次年２月１日施行，原条例废止。随后为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再次修订后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８年初，随着出版市场的不断变化，《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等五个法规也拟颁布实施，《出版管理条例》等修订工作业已列入日程。

14.１９９８年抗洪期间，新华书店保证课前到书

１９９８年是我国的大灾之年，全国很多地方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在运输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各地新华书店仍然采取各种方式确保课本的安全，为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华书店建立于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４日，并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成立了新华书店总店。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华书店作为中小学教材的唯一发行单位，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项政治任务通过各种方式确保圆满完成。

　　15.首家出版集团出现
　　我国出版集团的组建在经历了跨地区出版组织的松散联合体、依靠行政隶属关系组建两个阶段后，逐步探索以资产为纽带企业集团的运营和组建。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４日，我国第一个经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序幕由此拉开。此后，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纷纷亮相。在出版集团中，有的是以出版业为主业的出版集团，如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的则是编、印、发一条龙，以出版为主业，科工贸一体化的综合性出版集团，如辽宁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等。此外，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批准的一些出版集团也不断组建亮相，集团化建设一时成为我国出版界的热门现象。２００３年９月，上海市委决定，调整加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属市新闻出版局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７家出版社加入集团行列，集团划归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全国出版领域第一家股份公司——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16.首家发行集团出现

１９９９年４月经江苏省政府、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全国首家以资产为纽带的图书发行集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在南京成立。集团公司由江苏省新华书店改制而成，被江苏省政府授权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负责经营被授权的国有资产。集团以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拥有全省市县新华书店、省外文书店、扬州古籍书店等８１家全资子公司，是依据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多个法人联合体，实行多元化经营，以出版发行业为主，综合经营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贸易等，并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首批发行体制改革的三家试点集团之一。随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广西新华书店集团等多家经由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发行集团陆续成立。各省新华发行集团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出现的竞争和挑战，为提高出版产业集约化经营能力和增强国有经济在出版物市场上的控制力，在较短时间内将原先分散的市、县新华书店的资本和经营整合起来，力图较好地消除体制上的障碍，实现了人、财、物统一管理和资本链接。

　　17.新课标课程改革开始

１９９９年６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２００１年６月经过广泛的讨论与反复的修改，经教育部党组审定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颁布，同时义务教育阶段１８科课程标准也面向社会颁布，新课程改革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就在当年，全国２７个省３８个国家实验区的３０万孩子们和近万名老师勇敢地成为第一批使用新课标教材的人。

新课标课程改革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支持，但更为重要的是，教材多元化的政策和准入门槛的放宽，打破了基础教育教材一家垄断和全国各地租型的基本格局。许多出版社紧紧抓住机会，成为此次课程改革教材出版的参与者，除了人教社依靠传统优势仍然是实力最强的一支力量，异军突起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等，从地域分布而言，遍布全国东南西北，涉足新课标教材出版的出版社有２００多家，一派繁荣景象。

　　18.新华书店股份制改造

１９９９年８月，云南省新华书店改制为国有独资的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成立了全省新华书店职工持股会，使职工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中率先实现了工者有其股。之后，云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又对原直属部门和地、州（市）新华书店进行整改，以资本为纽带建立母子公司体制。改制焕发了云南全省新华书店的活力，销售额逐年增长，并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２００５年中国服务业企业５００强”。

在云南省店的股改之后，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为新华书店的公司化改造提供了政策依据，股权多样化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新华书店的改革彻底打破“三权上收”、“三权下放”的循环怪圈，走上不可逆转的不断深化的改革之路，将全国新华书店的股改工作推向高潮。在这之后，包括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浙江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辽宁新华发行集团公司、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公司以及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公司等多家发行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9首家网上书店出现

正当海外书业电子商务已经运作得如火如荼之际，由民营的科文公司、美国老虎基金、美国ＩＤＧ集团、卢森堡剑桥集团、亚洲创业投资基金（原名软银中国创业基金）共同投资建成的国内第一家大型网上书店当当网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正式上线，面向全世界网上购物人群提供近百万种图书、音像、软件等产品的在线销售。它的出现，无疑给国内书业的传统发行模式一个猛烈的冲击。次年１月由金山软件股份公司分拆，金山公司及联想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卓越网上线，主营音像、图书、软件、游戏、礼品等流行时尚文化产品。自此，当当网与卓越网走上“两雄争霸”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书业网购的时代。２００３年前后，书店经营者已经开始集体意识到网上书店对实体店的冲击，以及网上书店存在的商机，于是，纷纷涉水网上书店业务，或通过网络为读者提供相关服务。毫无疑问，实体店涉水网络与当时当当、卓越网的刺激不无关联。

20.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试点以及推广

从２００１年８月开始，安徽省、福建省、重庆市三个试点省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制定的《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２００２年，三地教材发行招标方案获得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２００５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文件，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进行中小学教材印制供货权的招投标工作，招标范围主要集中在新课标实验教材的１１个省市，而在２００８年，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工作将在全国推开。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对教材过分倚重，严重制约着出版产业的正常发展。而从２００１年开始的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工作，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出版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步骤之一，有效降低了课本占出版总印张的比重和占出版总码洋的比重。同时，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各地邮政部门参与教材发行招标，山东、云南省的邮政部门先后取得当地教材的总发权，这对于打破新华书店教材发行垄断的局面，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作者记者：王东 蓝有林 孙珏）

五、宝琴怀古诗的隐指意义 

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开头就是宝琴“暗隐俗物十件”的十首怀古诗。这十首怀古诗形式的谜语，主要是以谜底（有的结合谜面）暗藏了宝琴一生经历的几个主要关目。以往对这十则诗迷的雅猜、豪猜，并不能令人满意，猜中者寥寥无几，而凡猜中者，又多是以谜面（而非谜底）关合宝琴的某一段经历，或者以谜底为谜面，又出一谜，初谜的猜中与否竟是作用不大；相反，凡猜不中者，多数却是以谜底说话，因此，不得其底，就不可能对薛宝琴的情节有全面的认识。

以往猜对的，有第一首《赤壁怀古》，猜走马灯；第七首《青冢怀古》，猜墨斗；第十首《梅花观怀古》，猜纨扇。其余各首，虽然谜底纷呈，个别的可能沾边擦影，多数却是不着边际；笔者自有谜底，与诸家皆不相同，一并揭示于下。将十则谜语的谜底连贯起来，全面分析，宝琴的经历之大关目就十分清楚了。

第一首《赤壁怀古》，古人已有正确谜底，是“走马灯”。这首怀古诗以谜面说话，用赤壁之战曹军大败影射大观园群芳将随贾家的覆亡而各臻于悲剧结局。

第二首《交趾怀古》，笔者猜谜底为“制钱”。“制钱”别名“青蚨”，既与妙玉论茶的“轻浮”呼应，并向脂砚上的王穉登^②题句之“调研浮清影”的“浮清”，以及“馀润拂兰芝”的“拂青”暗逗（“拂兰芝”即“拂青”），而脂砚的“浮清”、“拂青”，与《红楼梦》的“轻浮”、“青蚨”是倒影成趣的

第三首《钟山怀古》，笔者猜谜底为“风筝”。这只“风筝”为第七十回宝琴放飞的那只“大红蝙蝠”风筝铺垫先容，有了这里的铺垫先容，“大红蝙蝠”风筝就得到强调。这与探春的谜语一样：探春先于第二十二回有一则以“风筝”为底的谜语为铺垫，到第七十回，她放飞的“软翅子大凤凰”风筝才能醒目。探春放飞的风筝，注定了她远嫁海外番国为妃，一去无回；宝琴的“大红蝙蝠”则是她“脂砚斋”身份的证据^{[2]（看点）}。

第四首《淮阴怀古》，笔者猜谜底是“雄鸡”。春秋末期鲁国的一场“鸡斗”引发了一场宫廷斗争，也是“姬斗”（鲁昭公与桓公后的“三桓”都姓姬）。这则谜底让人想到雍正、乾隆王朝的宫廷斗争，宫廷斗争是贾家覆败的根本原因。

第五首《广陵怀古》，笔者猜谜底为“杨梅”。宝琴诗谶的那句“不在梅边在柳边”，是借用的《牡丹亭》杜丽娘的诗句③。曹雪芹借用这句诗，是为了暗示宝琴婚姻从梅家向宝玉的转移，但是宝琴既是“胭脂梅”，则与“梅”家相犯，故曹雪芹安排“梅”家原非真正梅花，只是冒“梅”之名的“杨梅”。

第六首《桃叶渡怀古》，笔者猜谜底为“萧墙”（民间之“照壁”仿佛像之）。曹雪芹以此谜底暗射祸起萧墙，宫廷斗争祸及贾府；而贾府被抄，是先有内部发难引起来的，这就是贾府“照壁”内的事了。贾府被抄，宝琴遂遭内部群小算计，被迫逃离。

第七首《青冢怀古》，旧猜谜底为“墨斗”，是正确的，但不知这是谜中套谜：此谜谜底很容易猜到，难处却在此乃以谜底“墨斗”为谜面，让读者再猜一谜。以“墨斗”为谜面，谜底却是“赖大”。

第八首《马嵬怀古》，旧猜谜底为“肥皂”，仿佛像之，其实不对，笔者猜“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此物不知有无专名，其物却是见于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此谜之谜底是影射林黛玉与花袭人：林黛玉“魁夺菊花诗”，与她是潇湘妃子大有关系，因为潇湘妃子是“帝女”（帝尧之女），菊花又有雅号为“帝女花”④。袭人自然是桂花。“菊花叶儿桂花蕊”点了黛玉和袭人。

宝琴逃离贾府，必定得有人帮助才成，赖大、袭人都是帮助宝琴逃离贾府的人——死去的黛玉则可能是托梦给宝琴，令其逃跑的人。《说文》释“琴”字为“禁也”，而“禁”字拆为“林示”，正可以暗示黛玉向宝琴托梦示警。

第九首《蒲东寺怀古》，笔者猜“棉线”。宝琴逃离贾府在外暂居，以待远走之时机，其暂时栖身之地，就是宝玉邂逅的那位纺线“二丫头”家。

第十首《梅花观怀古》，旧猜为“纨扇 ”，是对的。这首怀古诗作为宝琴婚姻结局之诗谶，其中多有隐指意义，本文前已言之颇详。谜底“纨扇”，谐音“完善”：宝琴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是她的结局是完善的，因为她不在“十二钗”之数，她不是“薄命司”中的人；她嫁了宝玉，这就是女儿之善果，所以她的结局是完善的。她就是后来为曹雪芹执笔批阅《石头记》的“脂砚斋”，真实姓名叫“李梅”。 

六、作为宝琴投影的“真真国女儿”，其所出之“国”为什么必以“真真”为名 

作为投影，宝琴在“西海沿子”见到的那位女孩子是从“真真国”来的。曹雪芹似乎是顺口说出来个国家名字，却让人觉得大有禅机，因为这个国家名字与“爪哇”、“红毛”、“俄罗斯”诸名色不一样，内中定是有些缜密而又隐形的针脚儿。

《红楼梦》里的甄家（常说“江南甄家”）是作为影子来写的，因为声音上和贾家相对，又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警幻对联提纲挈领，论者往往把这个“甄家”只认作贾家的影子，却又似是而非。其实这个“甄家”乃是李家的影子，小说中是以“史家”写“李家”，又以“甄家”作为李家的影子。

小说中的“史家”就是李家，周汝昌先生说：“《红楼》的‘史侯’家，其所取素材疑与李家有关，‘史鼎’即借李鼎之名。”在周先生开列的《李氏世系表》中，李士祯有子名李煦，李煦之子名以鼎，“亦单名鼎”；李士祯又有一女，即李煦之妹，就是小说中的贾母，亦称“史太君”。

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开回就是“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的铺垫，后来又有“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贾母听的不自在”，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凉”，接着七十五回的话题：

只听见桂花阴里，鸣鸣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真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众人此时也都不禁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方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又命暖酒，且住了笛。

甄家被抄没，引起贾母“不自在”，虽然是“人家的事”，却闻笛而“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一洒老泪，何方“甄家”能令贾母如此“伤感”？如果不是“娘家”出了事，一般的“兔死”是不会导致如此“狐悲”的。

要在层层掩盖之下写出曹家与李家的真实情况，曹雪芹又不得不回避曹、李的字面，这才为之设置了巧妙的隐语。这些隐语好似谜语，谜底则正说“曹”、“李”二字，请说其略。

先说以“史”、“甄”隐藏“李”字。小说中的史家就是李家，小说中不便直书其事，李家必得改其姓，可改之姓甚多，而曹雪芹最终选定的则是“史”，其中必然有深藏却又完全合于逻辑、合于某种特殊文化心理的匠意存焉。贾母特称“史太君”（第五十四回回目就是“史太君破陈腐旧套”），这个“太君”可以别解为“太上老君”的简称，而道教的“太上老君”就是历史上的老子，是李姓的祖先。“太上老君”不只是姓李，还与“史”大有关系。《史记·老子列传》开头就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原来姓“李”的老子做的还是“史”官，所以现实中的李家在小说中就隐以“史家”出之了。李家隐以“史”，而中国传统认为“史”（历史）是真实的，所以小说中的“史家”又有了一个“甄家”（真家）的投影。这从逻辑上，以及国人的文化心理上，都是合情合理十分自然的。

与“甄”（真）家相对的是“贾”（假）家，按照逻辑，与“李”（里）家相对的应当是“外”家，而事实上却是“曹”家，表面上看“曹”与“外”相去万里，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逻辑上的“外”家，与“曹”家是一回事：“外”字旧读wei，与曹魏的“魏”字同音（“外”字在《广韵》去声十四泰，五会切），以“李”（里）家对“曹”家（曹——魏——外），正合适。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贾家（假）与甄家（真）相对，甄家（真实）经过史家（真实）传递而与李家相对（“为史”的老子姓李），李家（里）与曹家（魏——外）相对，都没有问题；但是从“曹”家到“贾”家还是有障碍，好似连环相扣而中有残环缺口。虽然这一残缺无碍乎整个大“红楼”的审美，却终竟不能令人释然：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是追求完美的。

其实对于这一残环缺口，曹雪芹早有妥帖安排，原来是并不缺的，只是我们不能立即看得出来罢了。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曾经说到汉军旗“抬入满洲旗”（抬即升格）的事，举了《清史稿》孝仪纯皇后的例子：“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内管领清泰女[《清史稿》的这段文字据周先生所引，周先生引文于“魏佳氏”后点断，笔者以意改为不点断：“魏佳氏内管领清泰女”]。后家魏氏，本汉军，抬入满洲旗，改魏佳氏。”孝仪纯皇后娘家原本姓魏，“抬入满洲旗”以后，随例改姓“魏佳”。周先生说：“这个‘佳’字，是包衣旗汉姓抬旗后例加的字眼。”援斯例以推论，曹家原是满洲旗（周汝昌先生考证曹家原是内务府包衣旗籍，隶属资格最老的满洲旗籍“正白旗”），“曹”与“魏”又相当，“魏”姓“抬”为“魏佳”，“曹”姓自然“抬”为“曹佳”。也就是说，仿照“魏”——“魏佳”的榜样，满洲旗籍的“曹”就是“曹佳”，例得称“曹佳家”。“曹佳家”谐音“曹贾家”，于是以“贾”家隐指“曹”家，完全顺理成章；上面所列图表中“曹家——贾家”之间的缺环就联系上了，遗憾就消泯了。这才是曹雪芹的完美匠心构思。

宝琴是李姓女儿，援“史太君”的例，她在小说中应该姓“史”，曹雪芹大概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安排她姓了“薛”：其一，李氏女儿已经有了一个史湘云，再让宝琴姓“史”,就有相犯之势，而且湘云、宝琴都得不到强调。其二，脂砚斋的身份需要特别保密，让宝琴姓“史”，容易让当时人想到宝琴的娘家姓，进而想到雪芹的李姓妻子就是小说中的宝琴（当时，曹雪芹的妻子姓李，不需要保密，雪芹的这位李姓妻子就是脂砚斋，也不太需要保密；但是雪芹妻子就是小说中的宝琴，而宝琴又与妙玉有主仆之名份，这是需要保密的）；而让李梅姓“薛”，可以为脂砚斋的身份增加保密系数（对周边朋友，主要是不让知道雪芹妻子就是小说中的宝琴，以及宝琴与妙玉的关系）。其三，宝琴从贾母手里接受了“脂砚”，充当了批阅《石头记》的“脂砚斋”，然而她所“继承”的“脂砚”实物，以及“脂砚”斋名，却原是明代才妓薛素的，为了表示在“脂砚斋”名堂上的“继承”关系，小说中的宝琴便冲着薛素而姓了“薛”。当然，姓了“薛”，又与宝钗相犯，于是宝琴又成了宝钗的堂妹，这就又“特犯不犯”了。

　　1.经典出版以解书荒
　　１９７８年春天，国家出版局决定需要重印一批书，以暂时解决文革十年带来的书荒。出于谨慎，开了以下书单组织重印：“五四”以来文学１０种，如《郭沫若剧作选》、《子夜》、《家》、《曹禺剧作选》、《红旗谱》、《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中国古典文学９种，如《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古文观止》、《唐诗选》、《宋词选》等；外国古典文学１６种，如《悲惨世界》、《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九三年》、《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牛虻》等。
　　当时重印上述３５种书籍，每种印４０～５０万册，一共印１５００万册，这样的印数放在现在也是惊人的，当时甚至动用了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纸张。当年“五一”赶制出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沈阳、成都、西安等大城市的书店水泄不通，购书盛况空前，一些书店的玻璃都被挤破了。不久，这些书又分别重印过一次。接着，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又重印了１００多种哲学、社会科学书籍。１０月，国家出版局庐山会议规划１９７９年要为少儿出书１０００种，３年出版２９套读物，同时提出各地人民出版社都要成立少儿编辑室，并在天津、沈阳、广州、成都、西安等地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次年长沙会议确定新的出版方针，１９８０年代又开始扩建出版社，如今全国共有５８０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全国共出版图书２３３９７１种，其中新版图书１３０２６４种，重版、重印图书１０３７０７种，总印数６４．０８亿册。

　　2.全国书市提升行业影响力
　　１９７９年，由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主办了新中国３０年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书市，当时有１０８家出版社向书市提供了图书，其中在京的出版社５３家，各省、市地方出版社５５家。展销图书超过１．２万种。第二届书市也在北京举行，开市共计１４天，接待本市和外埠读者６０余万人次，销售各类图书２１０万册，码洋２６０万元。
　　自第三届全国书市在上海市展览中心召开，全国书市才开始由全国其他各城市轮流申办，随后陆续转战成都、武汉、深圳、长春、西安、长沙、南京、昆明、福州、桂林、天津、新疆和重庆，２００８年又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而且每届都各有特色，如亚运会体育图书展销、首次展销订批结合、邮电部发行书市纪念信封、首次采用ＢＩＭＳ图书营销信息管理系统、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业代表首次参加、地方牌、民族牌等。据介绍，第十七届全国书市共有来自全国３４个地区的１６００多家单位参展，参展图书２１．５万种，电子音像制品４．５万种，设有展位１４４４个，迎来５９万人次参展、购书，订货总码洋达１４．１１亿元。

　　3.老牌出版社恢复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不少出版社因各种原因合并，“文革”期间很多出版社更被迫停止出版，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１年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中华书局在“文革”期间被合并到商务印书馆，同时，中华书局被取消了建制。１９７９年８月，文化部出版局党组批准，恢复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开启了老牌出版社恢复建制的先河。三联书店也于１９８６年１月恢复独立建制。
　　在此前后，还有像１９７４年８月音乐出版社恢复建制，改名“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了北大社建制。而像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更是分合数次。地方上，如百花文艺出版社得以于１９７９年８月恢复建制。这些出版社依据其原有资源及编辑出版上的优势，推出大批优秀图书，并很快成为书业的中坚力量。

　　4.大学出版社兴起
　　１９９７年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随之带来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对于图书特别是教材出版需求的增加，而原有出版单位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一批大学出版社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纷纷建立。大学出版社最早只是作为学校的附属机构而设立的，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可以与原来的中央社、部委社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一部分大学社，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由于抓住了新形势下文化教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成长为中国书业的领跑者，并将继续左右中国书业的大盘走向。

　　5.北京图书订货会成为业界重要销售风向标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３～２３日，首都出版界发行协作会联合了首都一批社科出版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第一届社科书市。因为首次举办，没有经验，不能大量招展，也不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１１天书市接待读者２５万人次，出版社５０家，销售图书１００万册，码洋６０万元。初战告捷，激发了大家的干劲，随后，组织了书市办公室，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会后，正式下达文件，明确规定一般图书由出版社承担总发行，新华书店经销；出版社对新华书店发货店降低３个折扣，且让利于基层销货店。
　　１９８７年５ 月７～６月７日，首都第三届社科书市暨第一届首都社科图书交易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次年，为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会”，随后第三届至第四届转战玉泉饭店、工人体育场举行，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也于１９９１年２月正式成立，第五届挺进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自１９９３年第六届交易会转战中央党校，一直延续到１９９７年第十届，交易会也于１９９７年由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两家联合主办，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协办，同时更名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第十一届改到京丰宾馆，第十二届移至农展馆，第十三届至今稳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陆续出现特装阵容，海外华文书店、异地分支机构、期刊、民营书业、书稿版贸等也先后进场，并开通了订货会网站。２００８年订货会的展位总数已达１９１２个，比２００７年增加了８７个，参展的出版社内地共５２４家，港澳台地区１００多家。

　　6.激光照排告别“铅与火”时代
　　在历史上，印刷是典型的传统型产业。１９７６年８月，北京大学王选教授越过当时国际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进行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发，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５日，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后命名为华光电子排版系统。１９８５年５月，华光Ⅱ型系统通过国家鉴定，在新华社投入运行，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稿》，后被评为１９８５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这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了对中国书业影响非同一般的“光与电”时代。

　　7.出版社联合体出现
　　不少人会把２００１年７月，全国３３家文艺类出版社和综合类出版社在深圳小梅沙召开的那次“全国文艺出版社发行联合体第一次发行工作研讨会”作为文图联的生日。但实际早在１９８８年，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便以全国地方文艺出版联合体的名义开展系列活动，只是相对松散，并不包括京版。随后，同样出于共同出击市场的考虑，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山东、河北、江苏、河南４家美术出版社联合起来成立了联合体，共同组织订货会等活动，到１９９２年发展为１０家成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行业协会，目前共有５４家成员，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实体化运作，注册成立“中美联书业有限公司”，并开办“中美联艺术书城”。
　　人民社联合体也形成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牵头成立，当初会员有４０多家，中间有过一段停顿，２００７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多家人民社高层又开始倡导光复，同年便在浙江联合成立人民书店。
　　最近几年，出版社联合体再次升级，陆续新成立的有中国旅游出版发行联合体、中国媒体出版社联盟、中国音乐出版物发行联合体。此前先后成立的经济类出版社发行联合体、中国法律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会、中国出版集团发行联合体、中央文教类出版社联合发行体、中央部委出版社联合体、京版九联、社科十联、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体、全国教育出版社发行协调委员会等也都一直在出版界活跃。

　　8.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我国同时被接纳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这两个组织是目前国际上最为流行、非常通用的版权组织，加入后就意味着中国版权市场要真正与世界接轨，更加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也为华文出版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条件。据介绍，１９９３年通过授权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从几百种增加到１０００多种，１９９７年突破３０００种。此后，国内的图书及相关版权贸易活动日益频繁。

　　9.图书条码推广运用升级
　　为便于图书馆对出版物进行计算机管理，也为出版管理机构提供加强对出版物进行管理的技术手段，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在出版物上全面推广使用条码的通知》，决定从１９９４年起在出版物上全面推广使用条码。通知要求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版的所有使用ＩＳＢＮ号的图书（包括再版图书）、所有使用ＩＳＳＮ号的期刊，都必须分别印有具有９７８、９７７前缀的条码，同时成立新闻出版署条码中心。
　　１９９５年８月７日，《中国图书商报》报道了全国首家条码扫描试点店——吉林省长春市新华书店的揭匾仪式，当年年底又报道了新华书店总店华威图书精品店应用“新华书店门市销售系统”（即ＰＯＳ机），次年深圳书市这种ＰＯＳ机系统便开始广泛运用。２０００年后，新闻出版总署先后将“中国ＩＳＢＮ中心”和“新闻出版总署印刷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划归条码中心管理。２００６年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和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召开《中国标准书号条码》修订座谈会，并决定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由１０位升级为１３位。日前，国际ＩＳＢＮ中心又宣布将于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开始发放以“９７９”为前缀的ＩＳＢＮ号。

　　10.新华书店全面改造升级
　　１９９４年对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上海南京东路书店变迁的风波，不久郑州“二七广场”上最大的书店被埋在废墟之下，而后是北京王府井书店的依依惜别……一系列新华书店因为城区改造的问题而面临拆迁的命运。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贵州省贵阳市科技书店（贵阳市新华书店的专业门市）的拆迁事件格外引人注目，该新华书店因城区改造和安置问题将市房地产管理局告上法庭，之后又引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名呼吁……这起全国首例书店告政府部门案在当时被认为不单纯是一个保留精神文明建设阵地的问题，也牵涉到保证国有资产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拆迁之后的改建，带来的是书店零售卖场软硬件环境的升级，客观上提高了主渠道卖场的服务水准。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作者记者：王东 蓝有林 孙珏）

二、“咏柳絮词”的隐语，脂砚、畸笏是—人 

《红楼梦》第七十回“史湘云偶填柳絮词”，有群钗咏柳絮的情节，其事由湘云发起，参与的尚有探春、宝玉、黛玉、宝琴、宝钗等。诸女儿与宝玉之咏柳絮，词若其人，各有暗示，不在话下。而宝琴所咏则最具特色，另有明显定向的隐义。宝琴的婚姻归宿就是“诗谶”说的“在柳边”，既知宝玉是“柳”，“在柳边”是指向宝玉的，那么宝琴之“咏柳絮”，不正是咏宝玉吗？所以宝琴的“咏柳絮”肯定有影射宝玉的内容，而又得影射自己。这是估计。看宝琴的《西江月·咏柳絮》：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    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为了叙述的方便，先分析上阕的第三、四两句，再分析下阕四句，最后说上阕的第一、第二两句。

看上阕第三句“三春事业”。宝玉雅号“绛洞花王”（第三十七回），掌管的正是“三春事业”；而且宝玉为“柳”，《史记·天官书》：“柳，为鸟注，主木草。”^[7](1303)“主木草”就是掌管树木花草，也正是“三春事业”。所以“三春事业”是影射宝玉的。

第四句“明月梅花一梦”有多层次的隐义。先看“明月”。

“明”与“洞”意义相仿佛。常言说“世事洞明”（第五回秦可卿引领宝玉至上房，对联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洞就是明，明就是洞；常言又说“洞若观火”，意思就是“明若观火”。所以“明月”可以别解为“洞月”，而谐音暗示“洞越”，“洞越”就是琴底用以传声共鸣的洞孔。《说文》释“琴”字云：“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琴有“洞越”，所以“洞越”可以借代以影射“琴”，从而影射宝琴。

再看“梅花”。

“梅花”首先是比况宝琴的，宝琴是“胭脂梅”。而与“明月”联缀的“梅花”，却又是“练朱”的隐语：“胭脂梅”洵不常见，在红梅之中物色“胭脂梅”，可以方之精选，而精选就是“练”，也说“练选”；从红梅中“练选”“胭脂梅”，就是从中“练选”朱红色者，这就是“练朱”。“明月”隐指“洞越”，此处特指的“梅花”隐指“练朱”，合起来就是“洞越练朱”，就与《说文》解释“琴”字的那番话不期然吻合了。

“明月梅花”隐藏着“洞越练朱”，隐藏着“琴”字，影射的自然是宝琴。

至于“明月梅花”的“一梦”，当然就是“琴梦”。宝琴的“琴”是月琴，也就是“南宫朱鸟”中间的那个形似月琴而象征宝琴的“七星”。月琴别名“阮咸”（晋朝阮咸擅长月琴，故借阮咸之名以名月琴），这就是曹雪芹别号“梦阮”的原因：“梦阮”，就是梦见阮咸，梦见月琴，梦见宝琴，与这句“明月梅花一梦”隐藏着的“洞越练朱一梦”正好吻合。

“明月梅花一梦”既然是“梦琴”，并从而就是曹雪芹的“梦阮”，它自然也应当是小说中宝玉之梦。果然，宝玉别号“绛洞花王”，而“明月梅花”隐藏着“洞越练朱”，其中“洞”、“朱”字眼正好与“绛洞”相逗（绛、朱同义）。所以“明月梅花一梦”也是宝玉（绛洞花王）之梦。

这首《西江月》的下阕四句，前两句是对仗：“几处”对“谁家”，“落红”对“香雪”，“庭院”对“帘栊”。“香雪”明咏柳絮，潜藏着宝琴之姓，这是容易看出来的；与“香雪”相对的“落红”，却又暗示宝琴之象征的“红梅”，这却不容易看出，须要对照第五十回宝琴的那首《咏红梅花》，才能洞彻其底蕴。姑且只看这首《咏红梅花》的颔联：

闲庭曲槛无馀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闲庭曲槛”对映《咏柳絮》的“几处……庭院”、“谁家……帘栊”，意义相似，差不多可以互相注解；“流水……落霞”对映“咏柳絮”的“落红”，意义也相关相映。《咏红梅花》的“落霞”自然是比喻“红梅”，那么此处《咏柳絮》的“落红”也应当是旁敲“红梅”（柳飞“香雪”之时，固非梅花“落红”之日，所以这是“旁敲”）。

第三句“江南江北一般同”，是暗用了杜审言的那句“梅柳渡江春”，也是梅、柳并提。第四句“偏是离人恨重”，是指梅、柳的分离。根据这两句，可以设想：小说情节中的宝玉、宝琴，或者说“隐文本”（或者说是现实生活中）的雪芹、李梅，后来有共遭劫难，“梅”先流落江南，“柳”则追踪其后，被隔于江北的一段经历。

现在可以回头看这首《西江月》上阕开头的那两句“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了。这两句隐藏了更为深层、更为重要的秘密。表面看，这两句说的都是柳絮，也是对仗：“汉苑”对“隋堤”，“零星”对“点缀”，“有限”对“无穷”：说“汉苑”的“零星”柳絮无多（有限），“隋堤”的“点缀”柳絮无数（无穷）。而往深层看，与“无穷”相对的“有限”是有别义别解的：“限”字在“限止”的意义上与“禁”字同义（限止、禁止义相近），而《说文解字》以“禁也”解释“琴”字^[3]（267），所以这个“有限”可以暗示“琴”。“有限”暗示了“琴”，而“有限”的“零星”又正好暗射“南宫朱鸟”中间的“星”（“在柳边”的“七星”）：常言说“七零八落”，以“七”形容“零”，所以这“零星”正好可以暗射“七星”。宝琴在这首咏柳絮的《西江月》里以“零星”暗示了“七星”，证明笔者以往将宝琴定位为“南宫朱鸟”之“柳”边的“七星”，是完全正确的。

“零星”又可以理解为“畸零之星”（《说文》释“畸”为“残田”,释“零”为“馀雨”残、馀同义，畸、零也同义），援此，“七星”也是“畸零之星”（“七零八落”正是“畸零”）。“南宫朱鸟”的“七星”又单名一个“星”字，所以“零星”可以别解为残畸（零）的“七星”。“天官图”（古代的星象图）上的“七星”象旧时大臣上朝用的笏板而残畸，所以宝琴“咏柳絮”的“零星”又可以暗示“畸笏”。这可就涉及“红学”的天机了。

大家都知道，与脂砚斋同批《石头记》的，还有一个“畸笏”，或曰“畸笏叟”。“脂砚”、“畸笏”究竟是一人，抑或是不同的两人，研《红》各家争论而不能定局。周汝昌先生首倡“畸笏”、“脂砚”一人说^[8]（846），而苦于不得确证。笔者既已证明“脂砚斋”就是小说中的宝琴，宝琴被比附成“南宫朱鸟”七宿中的“七星”，现实生活中的她名叫“李梅”；宝琴又在这首《西江月》里自道“零星”，以“零”字点“畸”，而暗射“七星”，“七星”之形状偏巧又像“笏”而“畸”——脂砚、畸笏实为一人，就可以确证了。

还有，脂砚斋尚自称“老货”、“朽物”，“畸笏”又每称“畸笏叟”，“老”与“叟”意义相近，“朽”与“畸”也相去不远，这些似乎都不是以“巧合”二字可以解释得了的。又，将“朽物”快速念出（汉代人叫“急气言之”，后来叫“反切”），正好切一“笏”字。而且“老货”隐着“李”字，“朽物”与“老货”同义，“朽物一枚”暗点“李梅”，若说“巧合”，天下没有这么集中的巧事，笔者也没有能力“曲解”出这么多的“巧合”来。所以，“老货”、“朽物”、“畸笏（叟）”，音义贯通，如影随形，都是“脂砚斋”一人之不同别号，不过“畸笏”是最后选定以与“脂砚”先后行世的署名罢了。

笔者以往说“南宫朱鸟”第三宿“柳”边的“七星”（第四宿）像月琴，现在又说像“畸笏”，或问究竟像什么？答曰：既像月琴、又像“畸笏”——不信请看“天官图”上“七星”的样子，像不像月琴，像不像“畸笏”？若说像月琴，但不大像“笏”，这就对了：它的样子似“笏”而又不能贴然婉如，要不怎么“笏”之前要以“畸”字冠之呢。

三、宝琴是“鸭头”

宝琴是从第四十九回才出场的，她一出场，就获得大观园群芳的一致好评，并深受贾母喜爱，特送她一件“金翠辉煌”的“凫靥裘”，史湘云说，是“野鸭子头上的毛作的”。“凫”俗称“野鸭子”，《说文解字》以之与“鹜”字互训：“凫，舒凫，鹜也。”“鹜，舒凫也。”《尔雅·释鸟》则说：“舒凫，鹜。”《广韵》则直接说“凫”是“野鸭”（上平声十虞），“鹜”是“凫属”（入声一屋），可见“鹜”是“凫”的一种。

贾母送“凫靥裘”，是有隐义的特笔，是暗示将“脂砚”传给了宝琴。与“凫靥裘”相映相衬的，是贾母送给宝玉的那件“孔雀裘”，第五十二回形容这件“孔雀裘”，“金翠辉煌，碧彩闪烁”，与“凫靥裘”恰是一对（都是“金翠辉煌”）。贾母赐裘，无独有偶，其示意在令二人结缡。宝玉为“凤凰”，就是现实中的孔雀，所以贾母送给宝玉的“孔雀裘”，是称合宝玉身份的象征；贾母赐裘给宝琴，其裘也应当是宝琴身份的象征，所以宝琴应当是“凫”、“凫属”，或者是以“凫”、“凫属”暗示的某种身份。妙在宝琴竟然认可了自我的“凫属”身份。就在下一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宝琴有一句很有特色的联句：“赐裘怜抚戍”。“抚戍”明说抚恤戍边将士，暗中却是以谐音指向了“凫属”，当然指向了“凫属”，也就指向了宝琴，也就等于宝琴承认自己是“凫属”了。

“凫”与“鸭”相疑相似（“凫”是“野鸭”），“靥”与“头”相关相近，所以宝琴又应当是“鸭头”。“鸭头”谐音“丫头”，所以宝琴又应当是“丫头”。第六十二回写群芳为宝玉祝贺生日，宝琴“拇战”赢了湘云，湘云说的那支“奔腾砰湃”的酒令，其酒底就是“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既关涉了“鸭头”，又捎带了“丫头”，却都是针对宝琴的。

笔者已经论证过宝琴是“南宫朱鸟”的“七星”，亦单名“星”，在“柳”宿的东边，反映宝琴先许婚梅家而终嫁宝玉的那句“不在梅边在柳边”的诗谶就应在这里。姑且不说，另说新内容。《史记·天官书》说这“南宫朱鸟”的“七星”：“为员官，主急事。”“急事”就是“急务”，常言“不急之务”，就是不急于做的事；反之，“当务之急”就是“当务”之“急事”，应当从事的急事，“急事”就是“当务之急”。“务”又谐音“鹜”，“急”又谐音“机”；对于“鹜”（野鸭）来说，“头”（野鸭之头，鸭头）至为要紧，是“鹜”之“机要”，是当鹜（务）之机（急），所以“七星”所“主”的“急事”正好隐指了宝琴为“鸭头”（当鹜之机）。宝琴为“鸭头”，为“七星”，两者是可以互证的。

宝琴为“鸭头”，由此可以揭示或者验证《红楼梦》和脂砚斋的很多隐秘。

笔者在上节曾经论证脂砚、畸笏实为一人，“畸笏(叟)”，以及“老货”、“朽物”，都是脂砚斋的不同别号。今又知宝琴为“鸭头”，为“七星”，并且“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史记·天官书》：“七星……为员官”，《史记索隐》作“为员宫”。雪芹本无意断版本之是非也，故不妨以“员宫”、“员官”两寄其隐]，这就更能证明脂砚、畸笏为一人了：“为员官”涉及了“官”，又“主”着“急事”；“笏”为大臣上朝必执之物，又有临时备忘记事的作用——那么，“官”而“记事”（“急事”谐音“记事”），正切合“笏”的作用。

以上一段是为上节脂砚、畸笏一人说补证，是就这“鸭头”话题自然涉及的。

“鸭头”又把我们从宝琴引向“吟”于“水国”的“真真国的女孩子”（“吟”于“水国”的，不正是“凫属”吗）。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宝琴说在“西海沿子”见到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会作中国诗词。宝琴口述了“真真国的女孩子”的一首五言律诗：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红学”诸家多认为这位“真真国的女孩子”既然由宝琴介绍而一直没有露面，她当然应当就是宝琴自己了。这感觉是不错的，只可惜不能作为证据。笔者认为：这位“真真国的女孩子”只留下这一首诗，如果她不是宝琴，在这首诗里就不会有宝琴的实质性的隐秘；反之，如果她就是宝琴，那么她必然会在这首诗里道出宝琴的身份，而且宝琴的诗词也会与这首“真真国”女儿的诗相呼应。宝琴与“真真国”女儿是一还是二，可以据此证实。

这首五律首句说“朱楼梦”，好像是在自报家门，自己承认是《红楼梦》中人物。颔联云“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似乎是用“藏头”格以“月”、“情”二字暗示了“月琴”。《红楼梦》第五回秦可卿的判词以“身”（或作“深”）、“淫”与“宁”字押韵，且云“情既相逢必主淫”，“情既相逢”就是二“情”相逢，这是暗点了秦可卿姓、名中的“秦”、“卿”二字。《红楼梦》中的曲词往往qing、qin相谐不分，所以“藏头”的“月”、“情”就是暗示“月琴”，而“月琴”可就说到宝琴了。在“不在梅边在柳边”的那句诗谶里，宝琴被比方成“南宫朱鸟”七宿中“柳”宿旁边的“星”，而“星”，或曰“七星”，正像一把月琴。尾联“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是暗用庾信《枯树赋》的“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重点在“移柳”，别解为“移向柳边”，正应着宝琴婚姻诗谶的“不在梅边在柳边”。可见这位“真真国的女孩子”是在“自己”的诗里以隐语的形式说了宝琴的事，渔翁漫说樵夫话，这就可以证明，“真真国的女孩子”就是宝琴，确切说就是宝琴的一个投影。

第六十二回写大观园众女儿为宝玉祝寿饮酒，湘云限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酒令：“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宝玉“拇战”输给了湘云，黛玉为输家宝玉捉刀代笔作酒面、酒底：

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榛子非关隔院砧 ，何来万户捣衣声？

湘云输给宝琴，自作酒面、酒底：

奔腾砰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索揽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这两支酒令，关系着宝琴（宝琴赢了湘云），也关系着宝玉（宝玉输给了湘云），湘云一输一赢，所以这两支酒令无关乎湘云的事（后文那支缺少酒底的“泉香而酒冽”才是关乎湘云命运的）。这一点，虽然是表面针线，却是至关重要，看不出这点点面上针脚儿，就不知道这两支酒令说的是宝琴的事，而涉及宝玉。

初看第一支酒令，酒面先说“孤鹜”，明显是指向宝琴的；说这“孤鹜”与“落霞”（比喻红梅）“齐飞”，随即“风急江天过雁哀”，“孤鹜”又成“雁”了；细看，原来“却是一只折足雁”，“折足雁”还是“雁”呀——却又不然，“折足雁”是个隐语，隐藏的却是“凫”：“凫”之为“鸟”似“雁”，“凫”之为字“鸟”下着“几”（音shu，不是“几个”的“几”），而“几”字之形正像“折足”（小篆几字作  ，更象“折足”之形），所以“折足雁”，以及“风急江天过”而“哀”的“雁”，还有后文“来宾”的“鸿雁”，都是一回事，都不是“雁”，而是“凫”。整支酒令都是说的宝琴（这支酒令本来应当是由宝玉来作的）。

唯令人心下不安的是，说“鹜”道“凫”以影射宝琴的酒面，却配了个似乎全然不相干的酒底：“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令人一头雾水。

第二支酒令，酒面说“江间波浪”、“一江风”的事，酒底却是“鸭头”、“丫头”的，也令人感觉不着边际。

如果把第一支酒令的酒面（孤鹜、折足雁），配上第二支酒令的酒底（鸭头），就吻合了。两支酒令的面、底竟然会“错位”关合，更令人莫名其妙。

这个“错位”提醒这么理解：两支酒令都是说的“孤鹜”，是“孤鹜”上、下集，好比是一首词的上、下阕，“上阕”说“孤鹜”过江而哀鸣（“风急江天过雁哀”，“叫的人九回肠”），“下阕”说“孤鹜”既已过江之后，风浪封江。而当“孤鹜”过江之时，风浪虽然尚未达到“须要铁索揽孤舟”的程度，却也见得风声紧急了（“风急江天”）。所以第二支酒令的“鸭头”酒底关合的是两支酒令的酒面。以此推论，第一支酒令的“榛”、“砧”酒底关合的也应当是两支酒令的酒面。“榛”、“砧”能够关合这两支酒令的酒面吗？

《红楼梦》曾经两次出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第一回、第五回），这无疑有强调的意义。甲戌本对这副对联有一段脂评：“叠用真假有无字，妙！”这是提醒读者注意随处可能的“叠用真假”。做“昨夜朱楼梦”的“女孩子”，其所出自的“真真国”，就是明显的叠用“真”字；作为酒底的“榛子非关隔夜砧”，则是在一句诗的首、尾暗地里“叠”用了“真”字（榛、砧，谐音“真真”）。所以“榛”、“砧”酒底是较然明确地指向“真真国”女儿的，而“真真国”女儿就是宝琴，宝琴又是“孤鹜”，所以“榛”、“砧”酒底是能够关合这两支酒令的酒面的。

这透露出宝琴应当有一段孤身一人过江的情节，这次过江恰巧抢在了“封江”之前。联系宝琴“咏柳絮”的那首《西江月》，说“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说见前，本文第二节），可以推论以后的情节（或者“隐文本”情节）：宝琴（李梅）只身过江，宝玉（雪芹）追踪而至，却被隔于江北，因为他遇上了“须要铁索揽孤舟”的“一江风”。

这又让我们想到了曹雪芹的一次渡江南下：曹雪芹来到瓜洲渡口，正逢“封江”，遂滞留一沈姓人家月余，临行，为主人画“天官图”为报（见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第八章《文物杂考》之一《曹雪芹画像》后之《附录》）。联系曹雪芹的这次瓜洲之行，再看那两支关乎宝琴、宝玉的酒令，就更明白了：从“风急江天过雁哀”看，宝琴是在江上风浪既起、行将“封江”之际从瓜洲过的江；从“过雁哀”、“叫的人九回肠”看，宝琴过江之时如有殷忧，如有所逃，如有所恋，这必是一次祸起仓促的逃跑；从第二支酒令看，一个既已过江的人却耿耿于过江后的“封江”，则必是江北尚有其挂心的人滞留，这就与曹雪芹瓜洲渡江恰逢“封江”而被迫滞留的那段经历完全吻合了。

顺便说及两件事：其一，曹雪芹留赠沈姓的“天官图”，不是画的“天官赐福”，或者“跳加官”之类内容，而是画的天文星宿，古代把星象图叫做“天官图”，《史记》有《天官书》，就是记星宿的。其二，曹雪芹的这次瓜洲滞留之行，当是曹家巨变未久，《石头记》情节构思之际，时值乾隆五年（1740）、六年（1741），或者乾隆七年，那时曹雪芹不过十六、七岁，或者十七、八岁；而不是在《石头记》即将四阅重评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已卯）、二十五年，三十五、六岁的曹雪芹赴两江总督尹继善幕的时候[周汝昌《曹雪芹画像》一文，辩陆厚信所画之“雪芹”像实即曹雪芹，甚是。涉及年代，则云：“曹雪芹又恰于乾隆二十四、二十五年间到过南京（时为两江总督之驻地），那么这幅小像不是曹雪芹，还有哪个？”文后“附录”说到曹雪芹滞留瓜洲之事，可见周先生是以此次瓜洲滞留为乾隆二十四、五年间的事]。

宝琴（李梅，后来的脂砚斋）渡江之后，暂居某水乡，尚记挂北地的宝玉（雪芹），于是就有了“真真国”女儿诗中的“今宵水国吟”；宝琴、宝玉此时虽然尚未结合，但是已经定婚，所以诗中以“汉南春历历”暗射“移柳”，遥扣“不在梅边在柳边”，以藏头的“月”、“情”暗射“柳”边宛如月琴的“七星”。

以上所说，都是从“鸭头”出发，都与“鸭头”有关，尚未说及“丫头”的事。

四、“金山寺”情结绾住了宝琴与妙玉

宝琴从瓜洲渡江南下之后，藏身于何处呢？这几乎是一段“死密”，而“真真国”女儿的那首五律却能使这“死密”起死回生。不妨重抄一遍这首诗的颔联：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岛云”是指长江岛上之云，江岛之云而“蒸大海”，必是云气东去；云气就是水，“水去”而在海上蒸腾，“水去”隐一“法”字，而下连一个“海”字，就是“法海”。“岚气”就是山岚之气。常言说“风气”，可见“风”、“气”义相近，却又不同：“风”是流动的“气”，而“气”则是不动的“风”。《说文》释“风”字说“风动虫生”，改变这句的条件，向相反方向理解：“风”若不动，“虫”就不生，就没有“虫”了。没有了“虫”的“风”，是“凡”字；同时，“风”不动就成“气”了，也就成了诗中所谓“岚气”了，所以“岚气”隐着一个“凡”字[风字从虫、凡声，虫字音huǐ，不是音chóng的“蟲”。《说文》释风字为“风动蟲生”，而非“风动虫生”。但是俗以“虫”字当“蟲”字，雪芹时已成风气，已卯本、庚辰本第四十回刘姥姥说的那句“大火烧了毛毛虫”、即作“ ”、“虫”，所以雪芹自可从俗，以“岚气”之“风不动” 射“蟲”“不动”的“风”字（“风”字去掉“虫”），即“凡”字]。“岚气”隐着“凡”字，上接“丛林”的“林”字（“岚气接丛林”），就是“梵”字。原来“岛云”、“岚气”一联隐着“法海”，隐着“梵”，这不就是法海和尚，或者法海之寺吗（和尚、寺，都与“梵”相关）？而与“法海”相关的寺正是“金山寺”，正是镇江金山寺——原来宝琴自瓜洲渡江之后，隐身于镇江的金山寺。谁料想在“真真国”女儿的诗里会隐藏着如此玄机！

宝琴“金山寺”的秘密，尚不仅隐藏于这首五言律诗。宝琴说她见到“真真国的女孩子”的地方是“西海沿子”，“西海沿子”也是“金山寺”的隐语：“五行说”以金配西方（《说文》释“金”字云“西方之行”），所以“西”隐着一个“金”字；“海”对“山”，是旧时启蒙常对，因此“海”可以隐扣一个“山”字——当年钱玄同化名“金心异”，以“异”隐“同”，与此是同一思路（“异”对“同”，也是旧时启蒙常对）；海之“沿子”即水边，现在叫“涯”，古代叫“涘”（《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涘”谐音而隐扣一个“寺”。所以“西海沿子”也是“金山寺”的隐语。

金山寺就在镇江长江里的岛上，镇江与江北岸的瓜洲仅一江之隔，宝琴既然有瓜洲渡江南下的情节，又有这许多的“金山寺”隐语与她有关，这证明宝琴于瓜洲南渡之后，就藏身于金山寺。金山寺又纽结着妙玉，说明妙玉也到了金山寺，事则与宝琴大有关系。

宝琴与妙玉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表现在这一系列关于金山寺的隐语上，《红楼梦》另外尚有集中表现，就在“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一回（第四十一回）。这一回埋下了宝琴的许多秘密（譬如贾母取中宝琴，宝琴的真实姓名叫“李梅”等），这些秘密，笔者在本文第一节作过揭示。最引人注目而令人困惑的，是宝琴与宝玉的姻缘却不是由贾母与薛姨妈商议，而是由贾母与妙玉两人说定的：就是贾母在“茶聘”话题下说的那句“不吃六安茶”，以及妙玉对答的那句“老君眉”。这等于妙玉为宝琴作媒，而且主婚。妙玉为宝琴作媒之事，宝琴的诗句里也有反映，“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一回，宝琴有“烹茶冰渐沸”的联句，“冰”字既照应了“茶品梅花雪”的“雪”（常言“冰雪”），又暗含了妙玉作冰的隐义（古代雅称媒妁为“冰人”，作媒为“作冰”）。

妙玉竟然为宝琴作冰，而且主得了宝琴的婚事，她和宝琴什么关系？

还记得宝琴尚有“丫头”的情结吧，湘云还诙谐地用酒底作了注解：“这鸭头不是那丫头”。表面看这是史湘云式的戏谑，内里却不妨寄托着曹雪芹式的隐匿，这个几乎与其出现同时抹去的“丫头”，很有可能就是宝琴的另一种情结身份。

第五十一回的那首作为宝琴婚姻诗谶的《梅花观怀古》，集中吸引大家目光的是第一句“不在梅边在柳边”（遗憾的是，大家从“在柳边”没有找到宝玉，却错会到了柳湘莲）。其实这首诗共四句，句句都有隐义。为了便于全面认识，不妨移抄于下：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第一句是全诗大旨，提醒着宝琴婚姻归宿主题；第二句说当时的“个中人”宝玉娶了宝琴；第三句说宝琴与宝玉团圆聚首；第四句说团圆是在宝琴与宝玉分别一年之后。注意第三句，在“团圆”的话题下，出现的却是“春香”，“春香”当然是隐喻宝琴，而“春香”原来却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丫头——《牡丹亭》里那个闹塾挨打的丫头就叫春香。都以为《梅花观怀古》“怀”到春香，也纯属自然，却忽略了曹雪芹这是借《牡丹亭》的梅花观说宝琴与宝玉终于聚首团圆，那么，此时理应到位、非她不可的却不该是丫头春香，而是小姐杜丽娘，怎么偏偏来了个丫头春香？这“春香”必定是指宝琴而言，因此，宝琴必定是“丫头”。

宝琴情节有这两次“丫头”影而痕之，却是浸入肌理，绝对不是“戏谑”云云所能解释得了的，宝琴的丫头身份应当是肯定的。但是宝琴文才品貌皆可称上品，又出身“世宦名家”，自然的小姐身份，怎么可能又是丫头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想：谁家的丫头又兼着小姐身份，谁家的小姐甘当谁家的丫头？这样的丫头还真的有，而且就出在《红楼梦》。想一想宝钗出场的那回那段，想一想宝钗进京的因由目的，那里说：“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报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宝钗就是冲着“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进京来的。“世宦名家之女”就是小姐，而作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的就是“丫头”，宝琴如果是“丫头”，就是这么一个“丫头”了。

贾母为宝玉“茶聘”(定亲)的是宝琴，宝琴是“胭脂梅”、“梅花雪”，宝琴又是“丫头”，原名李梅。宝琴情节、细节多涉及隐形的“金山寺”，“金山寺”是绾住宝琴、妙玉的重要“情结”。在“南宫朱鸟”七宿中，宝琴为中间的“星”宿，西边是象征宝玉的“柳”宿，东边是象征薛素和妙玉的“张”宿：薛素是明代才妓，是“脂研”和“脂研斋”的原主，宝琴从贾母手里得到薛素脂砚，并袭用了“脂砚斋”之名；妙玉则与宝琴有小姐、丫头之名份。“脂砚斋”、“畸笏”，都是李梅（宝琴）一人的化名。 

一、 宝琴是红梅，宝琴的真实姓名叫李梅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有一段“踏雪寻梅”的情节，说宝玉一大早踏雪出来： 

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画家画梅多画红梅，其实“胭脂一般”的红梅难得见，属于珍稀品种，即所谓“胭脂梅”是也。曹雪芹的这段景物描写，充分利用了白雪、红梅的色调反差，突现出“胭脂梅”的高洁艳丽，超凡脱俗，寥寥六十多字，竟是一篇《胭脂梅赋》。

这篇“红梅”文字是上了回目的：“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这个回目下的这篇“红梅赋”大有文章，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是：此乃传统诗论的“兴”笔，由此回一“兴”，就有了下一回作者重点属意的另一段“白雪红梅”。第五十回这样描写薛宝琴： 

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环，抱着一瓶红梅。 

这景象偏偏被贾母看在眼里： 

你们瞧，这山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 

众人比作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而贾母却认为胜过《艳雪图》： 

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现实中的“艳雪图”胜过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而仇十洲的《艳雪图》画的正是白雪、美人、红梅，这从贾母的话里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雪地山坡上的宝琴才是雪芹重点写的“白雪红梅”，上一回栊翠庵上了回目的“白雪红梅”是为了向这一回的“白雪红梅”金针暗度而设计的。宝琴是“白雪红梅”，所以作为背景的雪地山坡，以及身后丫环抱着的那瓶“红梅”，无异乎是宝琴身份的标签。

大观园女儿大多都有各自所象（象征）之花，宝琴所象之花乃是白雪红梅——白雪中的胭脂梅。

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梅花雪”是妙玉“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本回“茶品”的就是这“梅花雪”；而“梅花雪”又是宝琴的象征：梅花象征宝琴，宝琴姓薛（雪），所以宝琴既是“梅花”，又是“雪”――就是“梅花雪”了。因此，本回的题目差不多就等于是“茶品宝琴”。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把“茶品”读成“茶聘”，就会恍然大悟了：“茶品”者，“茶聘”也，俗语则说“下茶”，是男方向女方约定婚事的礼数。第二十五回凤姐儿戏谑黛玉，就说过“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的话。原来宝琴与宝玉的姻缘，早在宝琴尚未出场的第四十一回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第四十一回还隐藏着一个书中从未提到过的人名，而且还是双埋金钩。一处与“茶品梅花雪”之“梅花雪”的出处有关，就是妙玉说的，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玄墓蟠香寺”以及闪烁其面的“鬼脸青”，都大有文章。“玄墓”就是江苏吴县玄墓山的简称，此山因东晋郁泰玄于此埋骨而得名。这人姓得好：有一种李子名叫“郁李”，也单名“郁”，《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的“郁”就是“郁李”，所以“（郁泰）玄墓”通过“郁”隐藏着“李”；作为寺名的“蟠香”也好：“蟠”往往以状梅枝之虬然，“香”则正贴梅花之芬芳，所以“蟠香”正好隐藏着“梅”。谁承想“玄墓蟠香寺”的字面之中“李梅”藏焉。“李梅”是谁？

贾母率领众人到栊翠庵“茶品（聘）梅花雪”，贾母特意声明“不吃六安茶”，妙玉则特意申明给贾母“品”的是“老君眉”。在“茶聘”的环境之中，“不吃六安茶”，而接受“老君眉”，则“六安”、“老君眉”的字眼颇耐人品味，绝非闲笔。先看 “六安”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六”就是“绿”（谐音），而“绿”就是“黛”；“安”字是“宝盖”下有一“女”，别解为“宝”下有“钗”（女钗），就是宝钗——这岂不是暗示黛玉、宝钗皆不在贾母意中，皆不在“茶聘”之列吗？贾母认可的是“老君眉”，“老君”即道教的太上老君，也就是历史人物老子，而老子姓李；“眉”者，梅也（谐音）。原来“老君眉”的字面之中亦有“李梅”藏焉，而且贾母意中“茶聘”的就是她。她是谁？

看那个贮存了“梅花雪”的花瓮的名色：“鬼脸青”。《说文》有“甶”字，音fu ，释义为“鬼头”， 其实就是后世叫做“鬼脸儿”的面具^[4]。形容花瓮之色而曰“鬼脸”，曰“青”，就是“甶”而“青”，也就是“青”色之“甶”：“青甶”。

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宝琴以十首怀古诗作为谜面，而各隐一物，第二首是《交趾怀古》： 

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笔者猜这首怀古诗的谜底是“制钱”，也就是圆廓方孔的铜钱。制钱、铜钱，又称青钱，雅号“青蚨”，与这“鬼脸青”藏着的“青甶”同音。“梅花雪”既然是宝琴的象征，盛着“梅花雪”的“鬼脸青”又可以别解为“青甶”，“青甶”又与宝琴的谜底“青蚨”同音，这一切又都发生在“茶聘”的环境中，那么由“玄墓蟠香”和“老君眉”双线指向的这位“李梅”，岂不就是宝琴吗？

宝琴是“梅花雪”、“白雪红梅”，她的真实姓名叫“李梅”，《红楼梦》既作了如此这般的暗示隐藏，脂砚斋则仿效之作了风格类似的文章。

第八回“薛宝钗小恙梨香院”，薛姨妈留饭，李嬷嬷干涉宝玉吃酒，薛姨妈笑道：“老货，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许他多吃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黛玉因李嬷嬷又提“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使宝玉扫兴，大家无趣，便“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赌气；一面悄悄的咕哝道：‘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第十九回写李嬷嬷来到怡红院，絮絮叨叨，问得丫头们不耐烦，“总胡乱答应，有的说：‘好一个讨厌的老货！’”“老货”的称谓，《红楼梦》三见，皆以之指李嬷嬷，可以说“老货”是李嬷嬷的专称，曹雪芹为李嬷嬷设计一个“老货”的专称，恐怕也是有些用意的。

第二十六回写贾芸进怡红院，宝玉隔着纱窗跟贾芸打过招呼后，贾芸进入房内，只见“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掷下，早堆着笑立起身来”。甲戌本、庚辰本于这段话旁有脂砚斋夹批：“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者，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此据甲戌本，庚辰本“放松”下无“我”字，两“可恨”作“恨恨”。]，可恨可恨。’”脂砚斋以李嬷嬷专称的“老货”自称，并非纯然戏谑之言，应当是有些异样针线藏于其中的。如果把“老货”作为谜面，谜底恰巧就是“古钱”（古、老同义，货、钱同义），宝琴的那则《交趾怀古》的谜语，谜底又是“制钱”、青钱、青蚨；而“古钱”锈色青绿，恰好可以写“青蚨”字面之“青”。可见曹雪芹和脂砚斋都在将“老货”向宝琴靠拢；而且特称“老货”的李嬷嬷姓李，脂砚斋自称“老货”，至少有向读者暗示自己真实姓氏的意味。

第二十二回有贾母命凤姐点戏的情节，庚辰本有脂砚斋朱笔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夫。”又有针对此批的眉批：“前批知者聊聊（按：“知者”原误抄为“书者”），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脂砚斋于此处又自称“朽物”，“朽物”与“老货”意义相当（老，朽也，货，物也），可见“老货”、“朽物”都不是泛笔，而必有隐义存焉。李嬷嬷专称“老货”，就好比历史上的李耳专称“老子”，脂砚斋又以“老货”自称，说明脂砚斋应当姓李；“朽物”与“老货”同义，而脂砚斋自称“朽物”的后面，还缀了“一枚”，“枚”字与“梅”字同音，所以“朽物一枚”正好暗示“李梅”。

这些都是巧合吗？

《红楼梦》文本在象征宝琴的“梅花雪”诸处暗藏了“李梅”，脂砚斋在行文中以“老货”暗藏了宝琴谜语的谜底（古钱），又以“朽物一枚”隐指了“李梅”。可以不必怀疑了：宝琴——脂砚斋的真实姓名就是“李梅”。

宝琴为“白雪红梅”，初看，与第五十一回作为宝琴婚姻“诗谶”的那句“不在梅边在柳边”相犯。这句“诗谶”的“不在梅边”，是说宝琴与梅家（梅翰林之子）的婚事未果。婚姻果与不果姑不论，只说宝琴作为“白雪红梅”，曹雪芹安排她的亲事，初始起步就踩在了另一个“梅”上，岂不是相冲相犯？宝琴为“白雪红梅”，这是《红楼梦》反复渲染的情节，是怀疑不得的；因此，曹雪芹在宝琴的婚姻波折中预先设计的那个“梅”，“梅”幌摇影而已，定非真正的梅花，而应当是另一种假“梅”之名以行的品物。也就是说，曹雪芹可能安排了一个冒牌的“梅”，以当“不在梅边”的那个“梅”；“不在梅边”的“梅”与“白雪红梅”的“梅”（梅花），不是一回事。此（宝琴）乃是真“梅”，彼（梅翰林之子）乃是徒有“梅”名的假“梅”。曹雪芹定是用的“特犯不犯”的笔法。

宝琴所作的十首怀古诗，第五首是《广陵怀古》：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因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 

笔者猜这则谜语的谜底是“杨梅”。笔者猜出此谜经年，却不知道曹雪芹为什么要让宝琴抛这么一则谜语，现在明白这则谜语的深意了：杨梅者，佯梅也，假梅也——宝琴婚姻诗谶“不在梅边”的“梅”，不是梅花，而是“杨梅”。果然是“特犯不犯”。(待续）

一、“秦学”的合理成分及疑点

秦可卿情节不多，她从第五回出场，至第十三回仙逝，像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匆匆过客。曹雪芹把她的死处理得扑朔迷离，脂砚斋又配合曹雪芹，故意逗漏了“淫丧天香楼”的秘密，吸引了二三百年间的读者把目光集中到秦可卿的“淫”上。

第八回说到秦可卿的来历，她原是“养生堂”的一个弃婴，是营膳郎秦业将她抱养长大，以后她就成了宁府贾蓉的媳妇。贾府长房长孙媳妇居然是从育婴堂抱养的，这应当引起“红学”家们足够的重视，可惜二百多年来，人们的目光并没有集中瞄向这里。

2005年刘心武先生推出了他的“秦学”，对秦可卿的身份提出质疑，从而对秦可卿的真实身份以及死因，作了出人意料的探佚。刘心武先生的结论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弘皙的小妹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由于元春的告密，秦可卿不得不牺牲生命以顾全大局。

应当说，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有许多合理的成分，譬如说，公府长房的长孙媳妇不可能来自育婴堂，所以秦可卿的身世值得怀疑；当胤礽二次被废之时，废太子府确实有逃逸人口的事情发生过，所以秦可卿有可能是废太子的小女儿。再如，秦可卿死后，贾元春随即“才选凤藻宫”（第十六回），贾府一度烈火烹油般地繁荣了一阵，那么秦可卿之死与元春告密也就有了些穿云渡月的联系。这些都是“秦学”的合理之处。但是刘先生的“考证”尚嫌粗疏，他还是把曹雪芹想得简单了些。试想，《红楼梦》里藏了这么可怕的机密，曹雪芹怎么会如此草率地处理了呢？就情理而论，当时的人比现在的人对此事应当更为敏感，曹雪芹首先要面对的是当时的那些读者，他怎么敢把如此重大的事情隐藏得这么浅显呢？而且废太子一伙也太幼稚了，就这么把一个金枝玉叶先在育婴堂落户，再转到秦业名下，然后嫁到贾府，这就万事大吉了？不会这么简单的。废太子既然决定这么做，一定是经过周密思考而安排了严密步骤的，是不会这么轻易地让元春发现的；即使不幸被发现，也该有点营救措施吧？因此，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可以这么说：元春竟然发现了秦可卿是金枝玉叶，废太子一党居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事情败露之后只好听任秦可卿自杀而全无营救举措，那么，秦可卿就不一定是，甚至一定不是真正的废太子府逃逸的金枝玉叶！ 

二、判词、曲子隐出可卿的名、姓，判词将可卿指向“影子” 

笔者同意刘心武先生的前半部“秦学”，贾府中确实隐藏着一个从废太子府逃逸的金枝玉叶；但是笔者不认同后半部“秦学”，笔者考证，这个藏身贾府的金枝玉叶虽然与秦可卿有关，但是这位金枝玉叶并不是秦可卿，而是妙玉。

从废太子府逃逸的那位金枝玉叶，就是孩提时代的妙玉，携带妙玉逃逸的那个人就是十七、十八回说的那位“妙玉师父”。妙玉师父死后，妙玉栖身大观园之栊翠庵。在外面暗中保护妙玉的，还有第十回为秦可卿把脉论病的张友士等人。与此同时，废太子又为妙玉安排了好几个替身，《红楼梦》的措辞是“替生儿”，这些“替生儿”是废太子一党预先布置的疑阵，她们事先被告知是废太子家的格格，在必要时好让她们顶替真正的金枝玉